清初詞學復興，流派林立，顧貞觀與納蘭性德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詞人，二人共操選政編纂了《今詞初集》，以“性靈說”樹幟于詞壇。研究者也多將注意力放在顧貞觀與納蘭詞學共性上，事實上，二人詞學并非完全一致，而是同中有異，這可從以下幾方面來論之。

??其一，推尊詞體。明末詞人創作成績十分突出，但仍未擺脫詞為“小道”的觀念，陳子龍云：“是則詩余者，非獨莊士之所當疾，抑亦風人之所宜戒也。然亦有不可廢者。……雖曰小道，工之實難。”經過清初一批詞人的努力，詞體不尊的現象得到改觀。顧貞觀與納蘭推尊詞體，共同之處有兩點：一是將詞與詩等而觀之，認為詩詞同源。納蘭云：“古詩長短，即詞之創。……屈為詩余，斯論未當。”納蘭認為古詩的長短句形式與詞相類，因而古詩可視為詞的源頭。顧貞觀云：“詞本于詩。”“詩在六朝曰綺靡，在三代以上曰溫柔敦厚，此非詞源之所自出者乎？”在顧貞觀看來，詞也源于古詩，而詞的風格則與六朝綺靡詩風相類。二是指出詞的直接來源，認為詞由樂府演變而來。納蘭云：“詩變而為騷，騷變而為賦，賦變而樂府，樂府之流漫浸淫而為詞曲。”顧貞觀則云：“夫詞者，樂府之余也。”“樂府之變，得宋詞而始盡，然不得以長短句之小令、中調、長調為古樂府之余也。詞且不附庸于樂府，而謂肯寄閏于詩耶。”二人皆從文體代變角度立論，認為詞由樂府衍生而來，但顧貞觀提高了詞的地位，認為詞不可謂樂府之附庸，正如不能將近體詩視為古體詩之余一般，詩詞應當并立，無尊卑之分。后來為《今詞初集》題辭的魯超接續了二人的觀點，認為“至漢魏，詩有定則，而長短句乃專歸之樂府”。

??顧貞觀與納蘭還注意從詞的體性特征來立論，表述稍有差異，納蘭云：“詞源遠過詩律近，擬古樂府特加潤。不見句讀參差三百篇，已自換頭兼轉韻。”從韻的角度而言，納蘭認為詞韻比詩韻更接近于《詩經》。顧貞觀云：“夫詞調有長短，音有宮商，節有遲促，字有陰陽，此詞家尺度不可紊也。”其辨體意識十分強烈，從詞調、音、節、字幾方面來論說，這是對李清照“別是一家”說的繼承與發展。

??其二，師法對象。明清之際詞壇為“花草”之風所籠罩，為撥正這種弊病，一些詞人試圖尋找新的師法對象。顧貞觀與納蘭一般被視為《花間》學習者，如蔣景祁云：“溫韋諸公，短音促節，天真爛漫，遂擬于天仙化人，可望而不可即。顧舍人梁汾、成進士容若極持斯論。”事實上，顧貞觀與納蘭取徑并不局限于此，二人師法也并非完全一致。

??納蘭主要取法花間、李后主與北宋。納蘭《與梁藥亭書》云：“仆少知操觚，即愛花間致語。”交代了其早年好尚。《淥水亭雜識》云：“花間之詞如古玉器，貴重而不適用，宋詞適用而不貴重，李后主兼有其美，更饒煙水迷離之致。”在納蘭看來，學詞的最高取法標準是李后主，引文中談到的“宋詞”當指北宋詞。而對于南宋詞納蘭并不太欣賞，如云：“填詞濫觴于唐人，極盛于宋，其名家者不能以十數，吾為之易工，工而傳之易久。而自南渡以后弗論也。”徐乾學也稱納蘭“好觀北宋之作，不喜南渡諸家”。這里的北宋之作主要指小令，南渡之后的詞則主要指長調。后人評價納蘭詞每將其小令與長調軒輊，大多也都認為長調不如小令，如金梁外史云：“容若詩不如詞，慢不如令。”蔡嵩云云：“納蘭小令，風神迥絕……其慢詞則凡近拖沓，遠不如其小令。”

??顧貞觀的取徑相較納蘭更為寬廣，他以北宋為宗，兼取南宋。這可從兩方面來看：第一，顧貞觀充分肯定北宋詞的價值，認為高于南宋，如云：“南宋詞最工，然遜于北，夢窗、白石聞言俯首。”不過，“最工”的評判也可看出顧貞觀對南宋詞評價并不算低，其崇北抑南只是相對而言。《彈指詞》中即有不少步韻南宋的作品，如《賀新涼·用辛稼軒韻代別》《萬年歡·人日用史梅溪韻》《雙雙燕·本意用史梅溪韻》。正如杜詔《彈指詞序》所云：“若彈指則極情之至，出入南北兩宋，而奄有眾長。”第二，顧貞觀的取徑體現出一種通變觀，并無明確時代劃分。顧貞觀曾為侯文燦《十名家詞》作序：“總讓亦園之不執已，不徇人，不強分時代，令一切矜新立異者之廢然返也。”《十名家詞》選詞從《南唐二主詞》到張埜《古山樂府》，時間跨度從南唐至元代，不拘于一時，也不拘于一格，體現出開闊的視野，顧貞觀對其頗為肯定。顧貞觀還將詞體分為“正體”與“變體”：“溫柔而秀潤，艷冶而清華，詞之正也；雄奇而磊落，激昂而慷慨，詞之變也。然工詞之家徒取乎溫柔秀潤，艷冶清華，而于雄奇磊落，激昂慷慨者概皆棄之，何以盡詞之觀哉？”在顧貞觀看來，詞體有正變之分，但無高下之別，只有做到兼收并取，才能盡詞體之美。

??其三，標舉性靈。顧貞觀與納蘭合編《今詞初集》，標舉“性靈說”，強調抒發真情，反對逞才使學。納蘭也曾談道：“詩乃心聲，性情中事也。……昌黎逞才，子瞻逞學，便與性情隔絕。”納蘭又對詞壇因襲模擬之風提出批評，“自《草堂》《詞統》諸選出，為世膾炙，便陳陳相因，不意銅仙金掌中，竟有塵羹途飯，而俗人動以當行本色詡之”。顧貞觀也反對雕琢粉飾，其《澣桐詞序》云：“后人傭耳僦目，儷花門葉，徒工粉澤鉛華，性靈汩沒，而樂府亡。”諸洛《彈指詞序》曾引顧貞觀之語，“先生嘗曰：吾詞獨不落宋人圈，可信必傳。嘗見謝康樂春草池塘夢中句曰：吾于詞曾至此境。”顧貞觀在傳授納蘭作詞技法時又曾援引曹溶之語，“詞境易窮。學步古人，以數見不鮮為恨”。可見，顧貞觀對因循古人、隨人作計是持否定態度的，他強調作詞要獨出機杼，追求自然之美。

??顧貞觀與納蘭的詞在風格表現上則并非完全相同。納蘭詞純任性靈，纖塵不染，“非其學勝也，其天趣勝也”，堪稱詞人之詞。顧貞觀詞出入兩宋，奄有眾長，并能熔鑄以學力，乃學人之詞。張爾田《詞莂序》指出“其年、竹垞、梁汾、容若，皆以淵奧之才，辟徑孤行”，即意在說明四人詞風各異，詞境不同。前人謂顧詞“清剛”“理趣太深而豐韻少”，實際上都與納蘭詞“哀感頑艷”之風相去甚遠。

??其四，比興寄托。《詩經》中的“比興”手法影響深遠，而由《離騷》發展而來的“美人香草”傳統更是沾溉后世無數詩人。顧貞觀與納蘭也注重比興。納蘭《淥水亭雜識》云：“雅頌多賦，國風多比興，楚詞從國風而出，純是比興，賦義絕少。唐人詩宗風騷，多比興。宋詩比興已少，明人詩則皆賦也，便覺版腐少味。”“唐人有寄托，故使事靈。后人無寄托，故使事版。”納蘭認為比興寄托乃詩中不可或缺的元素，有此詩歌才不會淡乎寡味，才能言有盡而意無窮。不過，納蘭本人情思抑郁低回，在詞中抒發情感往往不加節制，具有濃郁的感傷色彩，正如顧貞觀所云：“容若詞，一種凄婉處，令人不能卒讀。”

??顧貞觀也重視比興，但要求擺脫浮艷之風，情感表達不能發露無余，其《柳煙詞序》云：“予客西泠，得讀鄭子丹書《柳煙詞》，其情之柔而語之艷，直仿佛《花間》《樽前》。要皆能自為之節，令柔者不至于溺而艷者不失諸浮，含蘊既深，體裁復密，殊有合乎比興之旨。”《柳煙詞》言情沉溺，辭藻浮艷，在顧貞觀看來，不夠含蓄蘊藉，違背了比興之旨。又如其《與栩園論詞書》云：“變而謀新，又慮有傷大雅。”也是對過于追求新變，違背儒家詩教的批評。反之，沈堡的《澣桐詞》因“吐棄凡近，脫手鮮妍，淋漓奔放而不失于粗疏，韶冶動人而不流于蕩佚”，受到了顧貞觀的肯定。

??顧貞觀與納蘭性德同為清初詞壇健將，他們的詞學主張體現出同聲相求的特點，但在看似一致的詞學觀中隱藏著并不完全相同的詞學傾向，在觀照二者的共性基礎上，把握其個性特征，對于真正理解顧貞觀與納蘭的詞學十分重要，而這對于認識清初詞壇的多元性與深刻性也不無裨益。

??（作者：何 揚，系安慶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）

來源：【光明日報】https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24-12/09/nw.D110000gmrb_20241209_1-13.ht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