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生的習慣

我出生在農村，小時候在老家拉過犁，種過地，趕過車，織過布，許多農活都干過。我大概14歲開始織布。我記得那時我的個兒小，織布的坐機板高，腳夠不著，家里還專門為我做了一個凳子。17歲時，我到北京做小工。一次偶然的機會，我去給木工班掃刨花，當時有個木工工長，名叫王錫田，他說我很靈巧，讓我學木匠。我就這樣從一個普通的木匠開始，一步步成長為黨和國家的領導干部。

我當工人15年，包括做班組長、施工隊長、突擊隊長，都是不脫產的。在基層企業做領導8年，包括做支部書記、總支書記、黨委書記，等等。在局級崗位干了8年，包括任副局長、局長、建委副主任、北京基建指揮部總指揮、市總工會副主席、團中央書記。在部一級即天津直轄市干了8年，大概是100個月。在中央工作了13年。加起來，我總共從事各級領導工作37年。

我這樣一個農民的孩子，一個普通的木匠，能在領導崗位工作這么長時間，能被提拔到這么高的職位，是黨和人民培養的結果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。有人說這是空前的，即使不會絕后，起碼也是少有的。我常想，過去在像我這樣職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！我是跨三屆的政治局常委，兩屆政協主席。政協主席，我算第六任。大家知道，第一任是毛主席，第二任是周總理，第三任是小平同志，第四任是鄧大姐，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。許多革命前輩出生入死、戰功顯赫，建國以后或默默無聞，或職位不高，當將軍、當部長的只是其中的極少數。每當想到這些，我總感到有一種無形的壓力，唯恐因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，給黨和國家的工作、給老一輩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事業帶來不利的影響。

我沒讀過幾天書。大家看我的簡歷，沒有專門上學的經歷，不像其他中央領導同志，哪年中學，哪年大學，哪個國家留學。說我是上了6年小學，實際上由于家境貧寒、要干很多農活，那6年學也是斷斷續續。我們老家過去吃糧分五等：一等是白面，二等是亞麥，三等是玉米，四等是高粱(高粱又以白高粱為好、紅高粱次之)，五等是糧食(主要是玉米和高粱)加麩皮或糠。我們家經常吃的是第五等。我有個二大娘，老兩口沒有孩子，日子過得比我們家強一點，她時不時給我些玉米餅子或高粱餅子，放在火盆上烤烤吃。我對她非常感激，參加工作后，每年都要給她一些錢，直到老太太去世。我很小就喜歡書，到處找書看，親戚、鄰居的書，我總能想方設法借來看。記得有一年春節，我才十幾歲，母親叫我擔兩捆楂子去城里賣，然后買幾根油條回家包餃子過年。我在街上看到一個老頭兒在賣一套書，書的名字叫《巧合奇緣》。我一問價錢不貴，就用賣楂子的錢買了這套書，很高興地回家了。到家之后，母親問我油條在哪里，我說錢買書了，母親非常生氣，說過年沒有油條，怎么包餃子。她拿起笤帚就打，我光著腳往外跑。臘月三十晚上，屋子外面很冷，我有個當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，用被子給我暖腳。夜里，母親還是把我找回去了，她拉著我的手，掉著眼淚說，媽媽知道你喜歡書，喜歡書是好事，可是咱們家哪有錢給你買書呀？

50多年的工作過程中，我沒有趕上真正脫產學習的機會。粉碎“四人幫”后不久，我在中央黨校呆過半年。那時中央黨校剛剛恢復，校舍破爛不堪。時任副校長的胡耀邦同志與我比較熟，就經常讓馮文彬同志找我去黨校干這弄那。我當時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揮部總指揮，顧不過來。耀邦同志就通過中央組織部下令，讓我上黨校學習。我對耀邦同志說，你在中科院挨批時有一個“五子登科”，其中兩個“子”(房子和爐子)與我有關。這次我什么都給你管，如果你再挨批，又得給你捎上。我當時是局級干部，由中央下令上黨校學習算是個特例，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測，我那時的領導趙鵬飛同志還以為我要高升了，其實他不知道這又是一次半工半讀。我的初中、高中和大學的課程，我的文化知識、建筑專業知識和社會科學理論知識，幾乎都是利用業余時間自學的。由于學習底子太差，我幾十年來一直在補課，有時簡直是“惡補”。我一生為學習所付出的艱辛，在學習中所碰到的困難，是許多人難以想象的。我很早就當了勞模。勞模是什么概念？那時候的勞模簡單說就是：干得多、干得快、干得好，吃苦多、吃虧多、奉獻多。多干、吃虧幾乎成了勞模的縮影。我至今還記得張百發同志當時作報告講的一句話，叫“學吃虧，會吃虧，經常吃虧不皺眉”。我是一個勞模，還是一個突擊隊長，不脫產，還得多干活，學習的時間只能從比別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擠。那時的工棚是通鋪，你要在工棚里點燈看書，別人就沒法睡覺。夏天比較好辦，冬天只好穿上棉襖、大頭鞋，戴上口罩，到路燈底下去學習。算計時間，節省時間，合理利用時間，成了我一生的習慣。對我來說，從來沒有無用的時間，包括零碎時間。每次睡覺以前，我總是要想一個題目，總怕早睡著了。碰到大的難的問題，不是趴在桌上想，而是躺在床上想。我的若干篇講話、文章的提綱，幾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來的。

（本文摘自 李瑞環《務實求理·序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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